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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伟志:中国社会四大矛盾十大特性

2016-12-25 11:19:56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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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伟志教授接受《超讯》专访,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有贫富矛盾、官民矛盾、政社矛盾和文化矛盾四大矛盾,这些矛盾呈现出十大特性;他认为,须多种手段并用解决矛盾,而公平问题应放在突出地位,另外要重视社会救济;总体而言,要从治党开始,同时要加强“监督”,要给人民知情权、参与权、发言权、监督权。

2012年,十八大召开的前夕访问了著名社会学者邓伟志教授,当时他提出,“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发展失衡,出现十大社会矛盾,包括权力集中﹑社会不透明﹑舆论一律﹑腐败盛行﹑贫富悬殊﹑变相世袭﹑道德滑坡﹑剥夺农民等等,这都堵死了政改之路。”四年过去了,看看现在的社会状况,这些问题依然存在,在—些地区还变的越益具有特殊性、广泛性、多元性和激烈性的特点。

近日接受《超讯》专访,邓伟志表示,矛盾在任何社会、任何国家、任何朝代都有。问题是你怎么用本事将它化解在萌芽和成长之中。“你没有本事或者你的出发点不正确,你就会把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,火山爆发,难以收拾。”

中共六中全会强调从严治党,习近平在会上讲话提到党内出现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,主要有党员干部对党不忠诚、独断专行,有自由主义、山头主义等,任人唯亲、拉票贿选等屡禁不止,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、权欲薰心,搞阳奉阴违、结党营私、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。中共党内的不正之风吹向社会,亦推高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。

社会四大矛盾的十个特点

近一二十年,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,城市化水准的提高,加剧了城市病的爆发,尤其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,使得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、复杂的局面。邓伟志指出,按深层次的原因分类,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有贫富矛盾、官民矛盾、政社矛盾和文化矛盾。这些矛盾呈现出以下十个特点:(1)从成因上看,具有复杂性、综合性、多因性;(2)从形成过程来看,具有突发性、敏捷性;(3)从规模上看,有增大的趋势,富有超大群体性;(4)从组织性上看,具有严密性;(5)从烈度上看,呈现出暴力化倾向;(6)从手段上看,出现智能化倾向;(7)从化解历程上看,具有持久性;(8)从波及面上看,具有全球性;(9)从后果上看,具有危险性;(10)从周期性上看,具有间歇性、阶段性、专题性。

邓伟志认为,要破解社会矛盾,必须是多种手段并用,法律的、政策的、经济的、行政的、道德的、宗教的,包括乡规民约等等。更重要的是,要用改革的精神,重新学习化解社会矛盾的方法:学会做群众工作、学会做社会工作。他表示这本来是党的优良传统,但在新形势下,不但要重新强调,而且要有新发展。

为何政权维稳者变维权者

采访期间,正遇到罕见的群体事件。来自中国各地的退伍军人进京包围了军委所在地的八一大楼,这可能是群体性事件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维权群体,不仅突显了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,也突显了中国维稳体制出现问题,这涉及社会学中的社会控制问题。上万退伍军人包围八一大楼要求保障退役后生活,涉及的面非常广泛。来自全国各地,正值壮年,而且训练有素,员警都未必能近身,如果真失控,后果不堪设想。内地公安在严控通讯、互联网的情况下没有一点预警,逾万退伍军人就在眼皮底从四面八方围拢到京城。

这个特殊的维权群体,本来是政权的维护者,退伍后要为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当局叫阵。邓伟志想起来一件事情,大概是十多年以前,邓伟志参加政协会议,中国今天的一个已被抓的腐败者,当时是领导人,他过来讲话了。讲话的时候说道,当年有一批复员军人当中的团级干部在北京静坐,怎么劝也不走。最后,只好用武警来驱赶。这个贪腐官员说, 用武警来驱赶复原前的团级干部,心里不是滋味。他说道这这里哽咽了。邓伟志说,“一个腐败官员的眼泪,我不知是同情弱者还是感到自己不安?”

为什么政权的维护者反变为向政权的诉求者?“是因为你没有善待他”。邓伟志说,我们的平等意识比较差。尽管这些转业军人可能曾经是党的干部,是团长、营长,“但是在经济平等、政治平等、社会平等、人性平等的情况下,不平则鸣。就算是难民也是这样的。”

早前一段时间,邓伟志在欧洲,看到的好多的难民,穿得比他好,戴的比他好,鞋子都比他的好,背的背包也好。面对如此难民,当地的老百姓当然心中不平。

这些年来,作为一个社会学理论工作者,邓伟志一直对一个理念、一个原则心怀不满。就是:把“效率优先,兼顾公平”作为我们的原则。对这句话,从社会学出发,最初提出来时,邓伟志就表示不认同。“你怎么能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。我查了三十个国家的核心价值,或者城市精神,没有哪个国家说的是兼顾公平。有很多国家都把公平放在突出的地位,我们提出兼顾公平,作为原则,而且直到现在,谁要是批评不公平。坚持『兼顾公平』的人,就会引用上面的『原则』来顶你,他就会说提要求者是民粹。”

邓伟志认为,中国对于民粹的批判也有不当之处。主张暴力,农民反对工人,这是当年的民粹,应该批判。如今,如果在民生和民主状况很好的情况下,还对民生、民主不满足,那么这是民粹。“但是,在我们民主、民生还不健全的情况下,人家提出要建设、加强民主、民生,就不是民粹。”

“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”召民怨

二十多年来,中国民怨很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兼顾公平。兼顾到什么程度?邓伟志举例说,富士康的工人自杀在十二、十三跳时,大陆的媒体没有批判性的报导。但台湾的媒体纷纷批评,指这是“岛内之耻”,是台湾人的耻辱。邓伟志批评,“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连事不关己的台湾人都不如。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强企业,把它搞掉,我的GDP呢?我的政绩哪里去了?那么我就对他手下留情,不批判了。”

你不批判了,他们还是走了,把工厂往北迁。邓伟志去北方视察迁到北方的富士康下的一个公司,问一位负责人,这里的工人工资是多少,那负责人装听不见。邓伟志坚持问。他最后说,全部加起来人民币1300元。都十二条、十三条人命了,工资还是给的那么低。工人加班加点,逼人家工作十二个小时、十三个小时,工人另外的时间没有,和亲戚朋友通电话的时间也没有。回去倒头就睡,据说一个房间的女孩,互相都不认识、都不了解。我睡觉、你去上班了,他们相互都无法接触。心理上的压力很大,他就变成忧郁症,然后就跳楼了。邓伟志指,这是效率优先,兼顾公平的恶果。说到这里邓伟志说他想起恩格斯的名著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ㄧ书值得再读。虽然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表示,改革开放近四十年,中国老百姓处在经济、社会生活最好的时期,但现在的社会矛盾及社会问题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前些年比较突出的是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基本的生存问题。现在矛盾突出表现在发展过程中的,生活改善了,有钱了,反而矛盾更具广泛性,各个领域的矛盾都突显。知识分子有他的矛盾、农民土地征用、城市旧房拆迁等等,连协助解决问题、本该维护公平的律师有的也陷入被抓、被捕的漩涡。

贫富差距大 已达危险程度

邓伟志指出,这是缺少公平的一个长期绩累结果。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第二句话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,但是事实上的结果是,只有先富起来,没有共同富裕。社会学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,0.4以上就是警戒线,0.5以上很危险了。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数据不同,一个官方指是0.4以上,国内学者说是0.5以上,国外的学者说达到0.6。这是其中的一种划分、评分的方法。还有是十分法、五分法。“不管用哪种方法,都说明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相当之大,虽然不是最厉害的,恐怕在世界上都能算得上。这个是矛盾的经济根源。”一个千真万确的指标“人均”,在精明的穷人眼里开始失效,他们说:“张家有财一千万,九个邻居穷光蛋。平均起来算一算,家家都是张百万。”

中国历来对群体性事件有量化,最早以15个人算是群体性事件,后来30个人算是群体性事件,邓伟志说,现在3千、上万,没有具体的规定了。过去我们群体性事件每年是28万起,胡锦涛上台之后是27万多起就是很大的进步了。从哪个角度来说,我们今天的矛盾,其特殊性、广泛性、多元性及激烈性,其强度和烈度都是不容忽视的。

甘肃康乐县阿姑山,农夫李克英深爱的的妻子,事先没有任何异常征兆,用单刃斧头的背部砍死了他们的4个孩子,然后喝下农药自杀。李克英在给死去的妻子和孩子们放了礼花炮,烧了冥币后,沉默地服下农药,结束了自己30岁的生命。

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疑家中喝农药自杀身亡。据报,4个孩子是四兄妹,最小的才5岁,他们没有大人照顾,生前穷得只能吃玉米面。邓伟志对《超讯》说,“这搁在哪里都是讽刺,你不知道毕节是我们扶贫的地方,这还扶什么贫?”

矛盾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医患矛盾,现在医患有矛盾就打医生。近年来,医患纠纷不断升级,暴力伤医、杀医事件层出不穷。2015年5月底至6月中旬的十来天时间,媒体公开报道的暴力伤医事件就达12起,多位医务人员受伤并有生命危险。邓伟志指出,按道理来讲在中国历史上,从来都是尊重医生的,现在外国人也是尊重医生的。“其实现在除了医生本身的问题以外,很可怕的就是我身上有气,但是我出在你身上。这样就只能打弱势的,有修养的人。”

整个社会一个戾气、一种暴力,在各个行业,都产生一种负面效应。邓伟志说:“我想强调这是一种积累,不是现在才出现、造成的。”

矛盾首先需要释放宣泄

社会学强调社会控制,要以一个良好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。但控制手段简单粗暴,往往会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。邓伟志认为,控制要科学。出现矛盾首先需要释放,让他宣泄。两个人,你对我有点意见,你说了,态度很好,那就没事。反过来讲,如果你对我提意见,提出来之后,我还骂你,你就要骂我了。反过来,如果你给我提意见,我还打你,你就要打我了。“这和物理学上的共振是一个道理。一定在小时释放,大的时候才不会爆发。”

应学欧洲发展社会组织

第二个是社会救济。要运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社会的问题,邓伟志强调,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发展社会组织,包括社会基金。邓伟志近来在欧洲时间较多,他向《超讯》举例表示,德国有一个基金会,在50个火车站有救济站。阿猫阿狗都可以来这里吃饭。这样的救济站不需要来源,你需要就可以去吃。但是,吃饭的人可以不告诉来由,如果愿意告诉救济站来由,救济站的人也会很高兴。吃饭,洗澡,有的还可以睡觉、有的不行。都不用钱,不用登记。如果遇到来人涉嫌犯罪,员警是不能在救济站里拘捕他的,他什么时候出去,你什么时候在救济站外面抓他。但规定吃饭只能吃半个小时,员警是有机会抓他的。

第三是要心理辅导,用中共传统的方式,是做思想工作,谈心开导化解矛盾。邓伟志说,德国还设有电话谘询的心理医生。还配备有中国的心理医生。你要是打电话来,也绝对不记下你的电话号码。要是问你的电话号码,那是犯罪的。来电如果说我想杀人、想放火,医生只能跟你解释,跟你做劝说工作。谘询者知道不会记他电话,就讲真话。“如果是当面谘间,情况紧急心理医生可以报告。”邓伟志认为,就是社会控制、社会秩序要多样化,还要人性化,不能简单粗暴。遇到矛盾,一个是给他安排住的地方,请他吃饭。然后不是用上下级的关系,就是用平常谈心的办法和大家谈。“过去老共产党,真的就算是老百姓骂他,他也不还嘴的。因为骂者有气,讲些气话,我们就耐心地跟他讲。不以势压人,以上级压人,一定是平等的谈心。”

邓伟志的父亲在参加革命的时候,搞地下工作,住在连云港的庙里。敌人发现了,要去逮捕他。和尚就说你从边门走。走了,边门对角有家买盐的店,有个妇女把他父亲拉进小店里去,然后,那些人在庙里没搜到,到店里面搜。问,“这是谁?”妇人说,“这是我丈夫”。还有一次,国民党的人要抓其父,当时老百姓把他藏着放粮食的堆里面,上边盖上草。当时窝藏八路军逮住是要治罪的,“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?你要是不对人家好,人家绝对不会这样冒生命危险。”

共产党和老百姓原来是鱼水情,是一种共生关系。现在这种共生关系,大家看不到,不理解。邓伟志表示,鱼水情不能变成猫和老鼠的关系。“这点无论如何也要改变,用枪和暴力,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”邓伟志提倡:共生、共商、共决、共建、共用,再进一步提升共生……

从严治党并加强社会监督

解决或者缓和中国的社会问题,邓伟志认为要从治党开始,中央都有了规定,除此之外,他更强调“监督”,他欣赏的一位瑞典的外交部长,人漂亮,又能干。但在接待外宾的时候,点了鹅肝,超标了,就下台。德国总统的论文,被指有一部分剽窃,记者打电话询问,他说,我们法庭见。这就是对记者不尊重,就下台了。“提高社会监督很重要”。邓很赞成18届6中全会讲社会监督。有社会监督才是真从严,才是真全面,才是真自信。“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”,谁还敢贪腐?但社会监督的前提是透明,透光。

治理社会,治理国家,邓伟很欣赏习近平所说,要给老百姓知情权、参与权,发言权,监督权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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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資深媒體人 7次獲亞洲出版協會新聞獎. 2001年獲香港最傑出同志議題報導獎 2009年獲亞洲出版業協會頒最佳年度記者大獎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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